对收集的意见作出归纳和响应，增强市民继续参与的意欲。
但是，在中国，行政规制机构每每以实现法定目标为首要任务。[47](3)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为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法进行药品规制。[52] (二)非制度化的方式 上述诸多制度化的形式，多可从《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及《国务院工作规则》中寻找到规范依据，是以国务院名义展开的。[26] 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往往归因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其所承载的职能多具有阶段性，组织架构和运作程序存在较大的灵活性，存续时间往往相对较短。规划不仅改变了行政法的结构，也改变了社会的治理过程。进入专题： 行政规制 药品安全 。
[43]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可能对规制政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制度性的重大问题加以讨论，为具体、专业的行政规制提供体制、制度与法制层面的保障。[24]其中药品整治组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药品整治组继而印发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药品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对药品注册、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整治任务及目标。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
本文正是通过对中国具体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尝试寻找出国防战略方针的变迁同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之间存在着的关联，并试图理解这种关联背后的逻辑。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之后，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地方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占78%，广东占81%，辽宁占84%，山西占95%，云南占97%，湖北占98%。[18]在这样的战略之下，有一部分地区是需要做出牺牲的，是要成为用来换时间的空间，用于吸收敌军的兵力、减缓敌军的锋芒。1984年，国防部长张爱萍与副总参谋长张震率团访美，美方向中国军事代表团开放了连盟国都没有进入过的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指挥室，里根总统表示，将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享受对外军事销售待遇，两国国防部长达成了军事技术合作的协议。
[35]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了彭德怀出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成为新的军事主要领导人，而彭德怀主持制定《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这一文件也随之被否定。[24]同样的问题在福建也是如此，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
[62]参见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而苏联革命虽然承担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但由于沙皇俄国已经所具备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基础，也无需在中国这样的规模和深度上展开国家转型，同样由于沙俄已有的军事实力，也没有中国如此紧迫的国家安全要求。而由于建国的主题也尚未彻底完成，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不够稳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起基于时间的合法性。[29]譬如，林彪就曾经在东北否定毛泽东关于在大城市决战、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指示，而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甚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请主席清醒考虑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9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积极防御，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这样一种宪政架构的确立的原因，已有的研究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例如从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传统的角度，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苏联经验的角度论证单一制是必然选择，而更细致的分析则指出，这是实用主义逻辑的决策，是基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转型中的大国这一基本国情，为了实现革命政治常规化这一当务之急而采取的。例如在很可能作为前线的广东、海南，地方政府所能够自主决策的建设仅仅局限于投资500元以下的小企业，规模稍大的投资就需要中央批准，顾虑到战争可能导致损失，甚至连一个小蔗糖厂的建设都颇费周折。而这种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也有效的支持了国防战略方针的实施。
《联邦党人文集》一开始，杰伊就列举了美国和英、法、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存在的竞争潜伏着战争的威胁，指出战争不会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正义或是克制就不会发生。[22]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经济建设的权力就被高度集中于中央。
革命之后所要建立的民族国家，不可能建设在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而必须有全新的社会基础。基于这样的形势，中国拟定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
[40]此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成为主要的国防战略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公开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10]《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68]参见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4]袁德金、王建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军事历史》，2007.6 [55]《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98页。因此，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何种制度之下，中央与地方分权，在中国都是政法体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同年9月，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即中央东北局、中央华北局、中央华东局、中央中南局、中央西南局和中央西北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加强全国的政令统一。
因此而与之相应的，则是政治方面的调整。[30]又例如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之后，正逢国大在南京召开，河南籍国大代表的政治压力，迫使立法院召开会议检讨河南战局，并使得蒋介石承诺五天之内收复开封，被迫改变战略部署，在时机不利的情况下反攻开封，结果是更大的惨败。
但如果从行动中的法来看，从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文本和话语来关注历史语境中那些国家权力的关键安排与运作，也就是将那些解决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具体问题的制度实践理解为实在的宪法 [69]，那么军事背景就从未缺席过，因为战争问题是任何社会中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66]又例如，由于军马出产区域的丧失，就导致了宋朝必须大量屯兵于首都进行防御，而这又影响到崇文抑武的内政政策，以及以养兵为中心的财税政策。
在战争时期，可以将法律的存在忽略不计。[56]同上注，第198-199页。
而正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路指引下，开始逐步探索分权，将权力下放地方。[14]并具体举例说明：不论敌从海上来，从越南来均应当让其深入内地，不要怕失掉钦州，廉州，防城，龙州，南宁及其他城市，而应当让它进入这些城市。陈云指出：中国一个省相当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少，这种情况不能是经常的，所以应当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少了丢卒保车的顾虑之后，地方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自然也更值得鼓励。
这就意味着海军才是更常备和更重要的军事力量。在 1965年 6 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
虽然由于兵无常势，因而这些未必能够以明晰、固定的规则表达出来，又由于兵不厌诈，即使有规则，这些规则背后的逻辑通常也不会明白的向人昭示。[18]参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6-658页。
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地方权力从立法、行政、司法各个方面都扩大了。
由此，中国领导人对于战争形势做出了更为缓和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图书馆等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64页。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于安全形势做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因为福建是前线，解放以后就没有搞什么工业建设。
因此，民兵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由于没有特别危险的敌人，民兵制度才一直延续了下来，主要提供的是地方治安，如果美国在陆地上有更大的敌人的话，民兵是不管用的，民兵制度也不会成为美国宪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33]孙武：《孙子?九地篇》。
容许地方在符合宪法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地方性的法规。而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因而，新中国初期所确立的财政制度，国家财政除了负责组织财政收入和分配财政支出以外，还要负责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全部社会投资的全过程，所有投资项目必须遵守财政规章制度，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直接、间接的财政拨款，投资过程中的所有资金运用必须置于国家财政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中央财政又掌握着绝大多数资金运用的领导和监督，地方仅有很小的自主权。[72]当然，由于这种关联和逻辑未曾见之于显明的言说，本文所尝试的这种观察和理解也可能只是一种主观臆测，不过是看到了洞穴墙壁上映照出来的幻影。